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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监生：被吴敬梓辜负的苦人儿
文/康达栋
严监生是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本名大育，字致和，广东高要人，因是一个监生，故一般称严监生。对严监生形象的解读，一般多认为是中国文学中典型的吝啬鬼，与外国文学中的葛朗台、夏洛克等相提并论，严监生本不是书中重要人物，影响却超出书中其他人物，“享誉日隆”。
严监生“吝啬”这一论断最早见于《儒林外史》卧闲草堂评本(简称卧本)。卧本刊刻于清代嘉庆八年（1803年），是目前见到的最早《儒林外史》刻本，其时吴敬梓已谢世五十年。卧本卷首有署名闲斋老人的序，各回末又有一回总评(简称卧评)。闲斋老人究竟为谁，是否就是各回总评的论者，今天似乎都还缺乏明确史料佐证，不过，一般认为是一个非常熟悉、理解吴敬梓的亲友，或者也与吴敬梓一般经历过繁华富贵。作为《儒林外史》最初的系统性评论，卧评对后世影响很大，是后人研究全书、解读书中人物的重要资料，具有相当的权威。卧本第五回《王秀才议立偏房，严监生疾终正寝》总评说：“此篇……看财奴之吝啬，荤饭秀才之巧黠，一一画出，毛发皆动……” 评语中“看财奴”即是指严监生。后人解读严监生，大多沿袭此评。
不管闲斋老人或者论者究竟是谁，这一评价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吴敬梓塑造严监生形象的本意或本意之一，值得尊重和郑重对待，但是，决不能不加思辨地盲目认同。读书受三个因素影响：作者、文本和读者。解读文学作品，一方面，读者本人的时代、眼界和心胸起很大作用，但应建立在充分尊重作者和作品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作者的主观意图与作品实际呈现的结果也极可能存在偏差。因此，要客观、公允解读严监生，决不能只凭卧评，还是应当深入《儒林外史》文本，结合书中实际故事情节，并前后联系综合分析。事实上，关于严监生是否吝啬，一直有不同意见，严监生决不是“吝啬”一词就能概括的。
（一）庸懦的善人
《儒林外史》写严监生，主要在第五回《王秀才议立偏房，严监生疾终正寝》，严监生是本回中重点人物之一，王德王仁是另外一对重要人物，只是读者多只看严监生，却未关注二王。本回中吴敬梓对严监生有比较明确的人物设定：“是个监生，家有十多万银子”，“是个胆小有钱的人”，涉及到人物的身份和主要性格特征；而依据具体情节，又可以大致梳理出吴敬梓对严监生的社会关系设定。这三个方面的设定彼此一致：严监生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决定了他的社会关系，而他的社会关系状态又符合他的身份，反映了他的待人处世和某些性格特征。
先谈《儒林外史》对严监生的身份设定。严监生是《儒林外史》中身份颇有些特殊的人物。探讨吴敬梓对严监生的身份设定，还要结合小说第五十六回。本 回是否确是吴敬梓所作，存在疑议，但对解读严监生却颇有参考价值。顾名思义，《儒林外史》是为“儒林人物”即读书人立传，第五十六回罗列了全书91名“儒林人物”，王德王仁名列其中，最无品行的严贡生、牛浦郎也赫然“忝列”其中，而严监生作为一个监生却不在其列，似乎《儒林外史》并无意把他作为“儒林人物”，只是设定为一个偏远小县城（广东高要）“胆小有钱”的财主（乡绅）。书中第五回严监生病重托孤王德王仁：“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里的气！”借严监生本人之口明确表明严监生读过书，可以算一个“儒林人物”，却没有“进个学”，结合小说分析，他的监生当是捐纳所获。这一设定有良苦用意，对小说的情节发展和严监生的形象塑造都十分重要。
再说对严监生的社会关系设定。小说中严监生的社会交际极为有限：他是监生，却未见与其他“儒林人物”来往，只是有事与都是“廪膳生员”的妻舅王德王仁商议；他是乡绅，却未见勾连官府参与地方事务；他是胞弟，却绝少与胞兄严贡生往来。小说未具体展示严监生的社会关系，但结合情节可以推断：严监生是地方上乡绅，然而并非地方风云人物，社会关系非常简单，为人处世非常低调。这种社会关系状态与他的身份设定一致，他的身份很大程度决定了他简单的社会关系：他只是偏远县城的一个“有钱”的财主，缺少深广的社会根基，不比杜少卿“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大官僚地主家庭，因此不可能有太多人来趋奉巴结；他读过书，却不没能“进学”，只能捐纳一个监生资格，在所谓“儒林人物”面前缺少交际的身份、底气和可能需要的“才气”；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家业打理上，整日盘算的是守住家业，客观上他也缺少趋迎交际的精力和时间。
再谈小说对他性格特征的设定。严监生社会关系简单，还与他的性格特征有关。吴敬梓为严监生设定的性格和为人处世的底色是“胆小”，结合小说具体情节和对他的社会关系设定，可以看出他确是谨小慎微、安分守己、委曲求全，换而言之即“庸懦”：他生长于偏远小县城，经历、视野、见识都极为有限，固然没有杜少卿那样深广的社会关系，本身也缺少杜少卿那样的为人格局、人格魅力和处事魄力，缺乏交际的才情、胆识和心机，又不能像杜少卿那样通达和心清智明。
严监生不能与杜少卿相比，却也不像胞兄严贡生那样勾结钻研无耻无行，他不是“社会活动家”。如果严监生无耻一些，多一些心机和手腕，勾结几个后台，用另类方法“进个学”，以他的财势应当不是太难，然而事实上，这些都未发生。严监生固然“庸懦”，但换个角度来说，又何尝不是在污浊的社会里还保留一分“纯净”？《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儒林人物”多虚伪丑陋，而可以列入“儒林人物”的严监生却未列入，是不是正反映了对这一人物的爱惜？
另一方面，严监生还有良善的一面。严监生更不像严贡生那样刁奸狠毒，并未依仗财势为害乡邻，恰恰是为善乡间。小说第五回中写除夕严监生与扶正了的赵氏追思去世的王氏：赵氏道：“你也莫要说大娘的银子没用处，我是看见的。想起一年到头，逢时遇节，庵里师姑送盒子，卖花婆换珠翠，弹三弦琵琶的女瞎子不离门，那一个不受他的恩惠？况他又心慈，见那些穷亲戚，自己吃不成，也要把人吃；穿不成的，也要把人穿。……”这里赵氏或有夸张，说的是王氏，又何尝不是吴敬梓借赵氏说严监生待人处世？与二王相处，严监生多次赠送银两，一是亲戚情分，二是铺路结好，三也反映了严监生本性良善，实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暖男”。
追思王氏一段，后边还有严监生踢猫情节，有人据此认为这一情节表明严监生“外柔内奸”，内心其实憎恨两位舅爷。此一解读不够公允。以小说原文来看，严监生踢猫与赵氏提议把当铺送来的三百两银子送一些给王德王仁做科考盘缠是两个片段，并非直接联系，主要目的是引出下文发现王氏桑皮纸包着的五百两银子，从而写严监生睹银思人，交代严监生患病缘由，表现严监生重情重义。
各方面分析，《儒林外史》对严监生的设定大抵是一个“庸懦的善人”，这样的人偏偏“家里有十多万银子”（书中设定），而卧榻之侧偏有严贡生这样的豺狼窥伺，他如何守得住家业！
（二）是吝啬，还是俭省？
《儒林外史》第五回中，严监生的故事主要有为严贡生消弭官司、为妻子王氏医病、扶立偏房赵氏、为王氏治丧，和临终前看见两根灯草闭不上眼睛等情节。推究严监生被评为“吝啬”，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太有钱，书中的设定是“家有十多万银子”；二是书中的“两根灯草”情节。“家有十多万银子”而吝惜一根灯草，似乎的确“吝啬”，然而这两点其实都颇堪商榷。
先说严监生究竟有多少银子。依书中设定，严监生“家有十多万银子”，数目巨大，不过反推书中情节，这一设定实在有极大的夸张成分。第五回中，写严监生整治酒席致谢王德王仁时闲谈：“……不瞒二位老舅，像我家还有几亩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当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当初分家，也是一样田地……”这一段颇堪玩味，传达出很多信息。严监生不是官宦传家，只是一个小地方上的财主，他的财富原是父辈遗产，与严贡生分家所得。吴敬梓本人缙绅世家，祖辈多有经营，有记载言其父吴霖起病故后给他留下的遗产有二万多两银子。书中杜少卿出身大官僚地主家庭，第三十一回杜慎卿向鲍廷玺介绍杜少卿说“伯父去世之后，他不上一万银子家私……”参照作者吴敬梓本人与书中杜少卿，严监生能分得至多也只是乡绅的父辈多少遗产？虽然严监生以为“也是一样田地”，而以严贡生之为人，不知暗中多占多少。“几亩薄田”，虽是严监生自谦，但数目不会太惊人，严监生家的原始财富有限，主要也就几处田庄。
严监生为人庸懦良善，不似书中匡超人故事中的潘三，不会巧取(qu)豪夺，不会有人孝敬。依书中情节，严监生投资了一间典铺，典铺“每年腊月二十七八日送来”“三百两利钱”，严监生都交于王氏，“也不管他在那里用”。除此，严家的收入主要也就依赖田庄，他的银子都是夫妇至勤至俭苦心挣持而来。第五回对于严氏夫妇勤俭持家多有细节暗示：严监生平时“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至多“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哄年幼的儿子；王氏生病，“面黄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还在那里自己装瓜子，剥粟子，办围碟”，写王氏，即是写严监生；严监生病重，“初时撑着，每晚算帐，直算到三更鼓”，“立秋以后病又重了，睡在床上。想着田上要收早稻，打发了管庄的仆人下乡去；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大抵表现严家依赖田庄为生，严监生操持一生，聚财不易。而依追思王氏时赵氏所言，严家除自身俭省几至苛刻外，其实用度并不少。这样算来，依赖几处田庄，纵然勤俭挣持，十年二十年，庸懦良善的严监生到哪里去集聚“十多万银子”？《儒林外史》有写实意味，细节自然应当要符合生活实际。
如上考据，可见“十多万银子”只是吴敬梓主观设定，而与书中情节其实有很大偏差。解读严监生，实在不宜把这“十多万”预先带入。吴敬梓这样设定，一是为了突出严监生“有钱”，给读者强烈的印象；二是有其他用意，容在后文讨论。
再说严监生何以吝惜一根灯草。《儒林外史》第五回中，“两根灯草”情节太过生动，作为严监生的标签故事而成为他“吝啬”的铁证，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十册课文《临死前的严监生》节选的就是这一部分。不过，本回中写严监生为严贡生消弭官司、为王氏医病、扶立赵氏，以及平时为善乡里，都是大把大把花银子，再为王氏治丧，更是“修斋、理七、开丧、出殡，用了四五千两银子，闹了半年”，花钱如此阔绰，又怎能说严监生“吝啬”？
“两根灯草”本是扬州某位盐商的事迹。与吴敬梓同时代的文人阮葵生在《茶余客话》里记录了这个故事，并说故事是从吴敬梓的儿子吴烺处听来的。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认为：“这个故事太妙了，以致难以割爱，这样， 严致和就作为一个极端的吝啬鬼而死去， 尽管这与前面的章节给人的印象相矛盾。”不少读者认同夏志清先生的观点，认为“两根灯草”情节与严监生整体形象矛盾，显得生硬突兀。
不过换个思维，我们从人物形象的多面性角度并结合人物所处环境、时代分析，严监生花钱阔绰与吝惜一根灯草或许并不矛盾。一方面，严监生确实惜财。平时“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至多“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幼子；“饮食少进，骨瘦如柴”却“舍不得银子吃人参”：这些细节都与“两根灯草”情节一致，都表现了严监生平日生活俭省甚至苛刻。另一方面，严监生又并非一味惜财：为善乡里，他不惜财；为王氏治病“用药都是人参、附子”，他不惜财；扶立赵氏，他不惜财；为王氏治丧，他不惜财。严监生还有当用则用的果决，卧评所谓的“看财奴”只说出了他的一面。
严监生何以如此俭省？书中多处细节暗示个中原因。严监生父辈不是官宦，聚财兴家极为不易，他对“勤俭”有深刻的体验，自然而然就作为自己生活的准则。严监生读过书，关于“节俭”的教导对他有积极的影响，他铭刻在心。而隔壁胞兄严贡生一家又给他提供了沉痛的反面教训：“当初分家，也是一样田地，白白都吃穷了……”，这愈发使严监生把俭省奉为圭臬。另外，严监生俭省还源于秉性诚朴：虽是同胞，严监生却不像严贡生，这里就有两人本来性格不同的因素，严监生“庸懦”而“诚朴”，他坚守父辈的美德，恪守书中的教导。
今天我们普遍用电，对一根灯草当然不以为意，但在严监生或者吴敬梓时代，一根灯草实际上就意味着今天的一盏电灯。今天的平常百姓，房间里亮着两盏电灯，关上一张，无人腹诽，那么彼时的严监生剪去一根灯草又有什么值得讥刺？分析人物，还应当从人物本身角度设身处地考虑，不能纯站在今天的立场。藉此细节，吴敬梓表现俭省已深入严监生的骨髓，至死不渝。生性豪迈、经历过繁华富贵、曾经挥金如土的吴敬梓看不上严监生谨小慎微可以理解，但片面地认为严监生就是“吝啬鬼”则实在有失公允。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严监生见着两根灯草咽不下气，不是因为舍不得，而是因为触动他“行二”身份的隐痛，严监生排行老二，在宗法制度上受压制，被严贡生欺负了一辈子，吴敬梓抨击的是封建宗族礼法。此说颇是新颖，但显得牵强。而“燕园四老”之一的金克木在文章《两根灯草》中则认为严监生是勤俭节约的代表，不应该横加挞伐。
（三）被吴敬梓辜负的“苦人儿”
借用《说岳》里的一个词语：严监生乃是被吴敬梓辜负的“苦人儿”！
《儒林外史》托名明代，实际反映的是清代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并藉以反映其时整个社会，讽刺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虚伪、丑陋的社会风习。《儒林外史》里，吴敬梓并未把严监生列入“儒林人物”，写严监生，最主要目的是为了刻画作为“儒林人物”杰出代表的严贡生和稍次一点的“二王”，讽刺这类“儒林人物”的无耻下作，进而表达他对整个社会的失望。《儒林外史》第四回部分、第五回、第六回是一段完整的故事，即“二严”“二王”故事，第一主角是严贡生，第二主角是王德王仁，第五回严监生故事原是严贡生故事的一部分，严监生与赵氏等人一样都是配角，只是戏份稍多而已。不料由于种种原因，严监生故事多被独立出来解读，严监生反比严贡生出名。
在《儒林外史》里，严贡生故事主要包含三个部分：讹诈王小二黄梦统、侵夺胞弟家业、借云片糕讹诈船家，其中侵夺胞弟家业又是其故事的核心，集中表现了他的奸刁狠毒无耻无情。严贡生一家住在严监生家隔壁，两家有扯不断的关联，严监生想“躲进小楼”“关门大吉”也不可得。严贡生家有五个儿子，严监生家只有一个三岁幼子，严贡生刁奸狠毒上蹿下跳，严监生庸懦良善，两家相处自然可知。第五回中严监生托孤二王，末了一句“免得像我一样，终日受大房的气”，说尽多少无奈和不甘！然而这些还不是严监生故事的矛盾核心。
《儒林外史》卧闲草堂评本第六回的总评说：“……省中乡试回来，看见两套衣服，二百两银子，满心欢喜，一口一声称呼‘二奶奶’，盖此时大老意中之所求不过如此，既已心满意足，又何求乎？……如谓此时大老胸中已算定要白占二奶奶家产，不惟世上无此事，亦无此情。要知严老大不过一混账人耳，岂必便是毒蛇猛兽耶？”卧评虽然权威，但此评却大有问题，论者显然没有看到严监生故事的矛盾核心。有人以为，闲斋老人即吴敬梓，又认为论者即闲斋老人，然据此可以断定论者决非吴敬梓本人。书中设定，严贡生一家与严监生一家原来“是一样田地” ，但“白白都吃穷了”，以严贡生之为人，王小二黄梦统区区小利他尚且讹诈，严监生家“十多万银子”怎不让他和五个儿子 “生狼一般”垂涎欲滴？严监生故事的矛盾核心就是严贡生一家觊觎谋夺严监生家业，而严监生则千方百计守护家业。这一矛盾起初还只是隐匿幕后，但随着情节渐渐被推到台前，越来越突出。书中若干细节表明侵夺严监生家业是严贡生家早就盘算的“大计”，只是时隐时显不宣而已，并非严贡生“省中乡试回来”才定，更非严监生幼子夭亡之后才有，严贡生小小的“心满意足”与他的“谋夺大计”也并无实质矛盾。今人解读严监生，多关注严监生是否吝啬，或者以为严贡生只是一般欺压胞弟，而忽视了故事的真正核心，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读严监生故事，不难发现，处处覆罩着严贡生的阴影，呈现着幽暗的底色。严监生一出场，即是为严贡生处理一屁股烂事，为了求得平安，在王德王仁支持下“用去了十几两银子”为严贡生消弭了官司。这一情节，充分反映了严监生的胆小怕事，和二王的软弱无能缺少担当，以他们又怎能制约严贡生？这一情节实际上就已经为严监生定下了悲剧的结果。其后写严监生致谢二王，一是借二王闲谈再写严贡生，二是点出严监生之隐忧“这事如何是好”，明面上是为严贡生一家担忧，骨子里乃是担忧严贡生一家的威胁：穷了对自家越发觊觎，富了对自家就越是欺压，左右不是。这样，就点明了“二严”的主要矛盾。严监生终日如芒刺背，虽深知自己身在局中，但生性庸懦，不是平地拔楼的人物，缺少破局的谋略和能力；社会关系又简单，没有硬实的后台，他并非不了解两个妻舅，但除此再没有可以依赖托付的亲友。凡此种种，织成了一张巨网，把严监生织进了命运的深渊！严监生的悲剧命运与作者为他设定的性格特征和社会关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其必然性合理性。
王氏病重，“二严”的主要矛盾从幕后被推到台前。王氏去世不可逆转，为了平安抚养幼子守护家业，严监生必须扶立赵氏，所以厚赠二王以取得支持。王德所言“你这一位如夫人，关系你家三代”并非全是虚言，其实也是看到了严监生扶立赵氏的目的。严监生担忧道：“恐怕寒族多话”，其实只是担心严贡生一家作梗。扶立仪式上，严贡生固然流窜在外未到，而他的五个儿子严监生的“五个亲侄子”“一个也不到”，何也？自然是心中极度不满，不过这时由不得他们。与严贡生家斗法，严监生第一回合暂时胜利。
谋夺大计暂时受挫，但严贡生及其一家又怎会收手？偏偏顿挫之后，吴敬梓安排了严监生追思王氏而生病的情节，为严贡生一家重又打开了谋夺的通道。情势越来越不利，严监生却无人指点，方寸大乱，只是劳心戮力徒然挣扎：“初时撑著，每晚算账直算到三更鼓”，“ 挣起来家前屋后走走”。面对吴敬梓安排的倾斜的命运天平，严监生苦无对策：“我儿子又小，你叫我托那个？我在一日，少不得料理一日！”可恨一个至靠也没有，托孤二王，实是情非得已。再后严监生临终，“五个侄子穿梭的过来陪郎中弄药”，其实是监控严监生是否另有安排。而在严监生心中，他还有一个执念：只盼二王相助，赵氏小心抚养儿子长大守住家业，所以他依然吝惜一根灯草。严监生病死，故事已经没有悬念，对严贡生一家而言，严监生家业已是砧板上的鱼只等下锅，纵然吴敬梓不安排，严监生幼子也当在严贡生一家设计下夭亡：为了侵夺胞弟家业，他又怎会顾惜亲情！
故事的结局，小说第十八回借浦墨卿与胡三公子之口交代：严贡生终于利用二儿子侵夺了胞弟的家业，赵氏虽还占三成，但安知不会被扫地出门，这三成家业仍最终被严贡生侵夺？
可怜严监生一生俭省苛待自己，最后却是为严贡生作嫁！
在《儒林外史》里，严监生无疑是一位悲剧人物：原配王氏先丧，自己心不甘情不愿地病死，幼子夭亡，最后家业被侵夺，剩下一个赵氏苟延残喘。作为地方上有一定财势的乡绅，严监生外有田产、内有银钱、妻妾和睦、幼子承欢，本可以安宁快乐地生活，可是吴敬梓为了表现自己的创作主题，冷酷地设计了严监生的命运，严监生拼命挣扎，吴敬梓却让这种挣扎最终毫无意义。可怜的严监生，不得不委屈地按照作者的意图演完了自己的故事！
（四）吴敬梓的情感和态度
上文论述，结合《儒林外史》整部作品分析，吴敬梓写严监生，本来主要目的是为了刻画严贡生，附及王德王仁，表现此类“儒林人物”的无耻下作，讽刺抨击科举制度下所谓知识分子的虚伪、丑陋。这一主要目的之外，他是否还有其他意图呢？
《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第五回回末总评说：“此篇是从‘功名富贵”四个字中偶然拈出一个‘富”字，以描写鄙夫小人之情状……”《儒林外史》中大部分故事都是表现“功名”二字对人尤其是对读书人心灵的扭曲，而严监生故事则着意表现钱财对普通人心灵的扭曲，表现人在面对钱财时的鄙陋无耻。在论者看来，故事中的严贡生、王德王仁固然在“鄙夫”之列，而严监生也在“鄙夫”之列。不过，结合故事具体分析，严监生作为“鄙夫”与严贡生、二王作为“鄙夫”是有区别的，吴敬梓对他们的情感、态度也有所不同。
在《儒林外史》里，严贡生无疑是一个最让人憎厌的人物。这个人物是《儒林外史》刻画得最成功的的反面典型。他无耻下作，到处吹嘘攀附，狐假虎威，鱼肉乡邻，却被“举了优行”拔为贡生。吴敬梓借这一人物辛辣地嘲讽了彼时科举制度的虚伪丑恶。在钱财面前，严贡生的“鄙”主要表现为罔顾亲情地贪婪算计。作者对他是毫无保留地鞭挞。相比严贡生，王德王仁固然不似那么可恨可憎，却也不是正面角色：贪小利缺担当，忘恩情少勇气，满口仁义道德，全无礼义廉耻，也反映了彼时所谓知识分子的虚伪丑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与严贡生相辅相成，共同表现了《儒林外史》整部作品的主题。对他们，作者主要是嘲讽。
吴敬梓出身缙绅，生性豪迈，曾经挥金如土，他推崇的是杜少卿式的不以钱财为念的快意洒脱，以他的格局自然看不上严监生的谨小慎微俭省拘泥。虽然彼时平常人家大都近似严监生般俭省，而在吴敬梓看来，这种俭省、惜财未尝不是鄙陋。吴敬梓以上帝的视角从高楼的窗口俯视严监生这可伶的被侵害的老实人，因为不认同他的过于俭省，对他有揶揄，还刻意夸张了严监生的“有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卧评的论者把严监生定义为“吝啬”的“看财奴”。不过，吴敬梓并非一味讥刺，揶揄中也不无同情和怜悯。另一方面，吴敬梓也并没有吝啬表现严监生“不鄙”的一面：作为乡绅的良善、作为丈夫的深情、作为父亲的尽心，这与他对严贡生不遗余力的鞭挞和对二王的嘲讽本质不同。
在《儒林外史》里，严监生虽不是杜少卿那样光风霁月过目不忘的人物，但绝不是反面人物。在小说里，吴敬梓把严监生设定成一位“苦人儿”，而在生活里，他又何尝不愿意严监生安宁快乐地生活？
卧闲草堂本第五回回末总评又说：“大老官骗了一世的人，说了一生的谎，颇可消遣，未见其有一日之艰难困苦；二老官空拥十数万家赀，时时忧贫，日日怕事，并不见其受用一天。此造化之微权，不知作者从何窥破，乃能漏泄天机也。”论者并未看到严监生担忧的根源，但指出了吴敬梓写严监生的另一层意思：表现人生命运叵测，喟叹人生无常，表达钱财乃身外之物，不宜太过在意以致为累的观念。这自然与吴敬梓本人的人生经历人生态度有关，也是吴敬梓设定严监生“家有十多万银子”的原因之一。
《儒林外史》问世以来，即不断有学者研究考证指出，吴敬梓多以自己生活中的亲友或熟悉的人物作为原型塑造书中人物，如书中杜少卿原型是吴敬梓本人，马纯上取材于好友冯粹中,迟衡山取材于樊南促,庄征君取材于程绵庄，杜慎卿取材于青然先生吴檠，不一而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儒林外史》近似半自传小说。至于严贡生，近来有人以为，原型是吴敬梓一位族叔吴霄。
吴敬梓生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吴家是安徽全椒的缙绅世家，近似于《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家族。吴敬梓本是吴雯延之子，后为长房吴霖起嗣子，很早就卷进家族财产纠纷。生父去世后，亲族之间就为争夺遗产发生了一些纠葛。及至嗣父吴霖起去世, 吴敬梓继承了遗产，成为家族争夺财产的焦点。《儒林外史》中，严贡生对胞弟严监生一家财产的侵夺，是不是影射吴敬梓本人家族中的财产纠纷？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十七岁的吴敬梓带着妻子陶氏刚回家，族叔吴霄上门讨债，说吴敬梓嗣父欠自己多少银子云云。有资料介绍说，吴霖起在某地担任教谕，曾为维修校舍回乡筹款，给吴霄写了借契，但因吴霄索息太高最终作罢，而吴霄遂以借契为据索银。这个吴霄，据说就曾用云片糕讹诈船家、讹占邻家肥猪。无疑，《儒林外史》中严贡生有吴霄的影子。如果严贡生的原型对应吴霄，那么严监生的原型又对应谁？是不是也是吴敬梓实际生活里的某位亲友？不敢妄言，有待考证。
以上就是关于文章儒林外史严监生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阅读，祝您写出属于自己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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